比如说，某种法律权利（如蓄奴权）从法源来说是合法的（它基于某个国家的法律），但是从道德的观点看，确立这种权利的法律本身却是不正义的。

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中国共产党确定了法治中国建设的战略目标，决定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同时推进。法理学的方法论意义，不在于探究法律的本质，而在于澄清法律的概念，建构法律思维规则。

这意味着，现代化并非与传统完全对立，法治思维之中包含有传统思维方式。对于礼治，存在不少误会。有人以为，在辩思基础上不仅难以形成科学理论体系，也难以成就法治。在法学研究中，出现了由规范法学体系向社会法学系统的转化。法律是拟制性的存在，即社会之中原本没有法律，为了对社会进行高效、稳定、可预期的调整，就拟制了主体机制、程序规范、概念体系、规范体系、原则体系、权力责任体系、权利义务体系、思维规则体系等。

（一）法治之理的渊源法治之理是捍卫法治的思维方式，与法理思维近似。就法治的工具属性而言，说其是支持民主、捍卫自由、实现公正、保证平等的工具，不会有人怀疑。在日本，以这些事件为契机，人们对被害者過、遇到的问题的关心一下子高涨了起来。

充其量只是作为控告人、证人登场而已。受害者生命、身体、财产、自由、作为一个人的尊严、成长、生活环境等开始为人们所关注。另外，更为重要的是，对于防止、抑制犯罪来说，确实，国家及刑事司法的专家所起的作用非常大，但实际上国民在其日常 生活中相互从事的控制的力量、以及人们被内化的规范意识、还有对这些发 生影响的大众传媒及社会的风潮等也在发挥着极大的作用。②被害者方面的受损害情况。

这就是环境犯罪学，或者说以犯罪发生的场所为焦点的状况犯罪预防论。所以，即使不用修复性正义这个词语，在欧美各国，人们已经用各种用语来表示这种思路。

于是被指控的人被起诉，最后被判决。原文题为发达国家中越轨、犯罪统制的新动向，刊于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的内部刊物《社会学快讯》第2期。被害者的原生态的声音、加害者的独白和在审讯时的供述、搜查人员记录的供词、邻居的话、目击者的证言、律师的辦护、法官写的判决书、新闻记者的投道、作家的纪实作品、政治家的意见等等。但是，被害者学并没有停留在原因论和预防论上，社会怎样才能应对没有犯罪者的被害、在犯罪发生的情况下，对那个被害者怎么做才好、国家及社会应该为被害者做些什么等，这样一些着眼于被害者的权利及人权的对策论也已经出现。

森田洋司教授（1941-2019年）为日本著名社会学家，生前是鸣门教育大学特任教授、大阪市立大学名誉教授，任日本学生指导学会会长、日本 社会病理学会会长、日本被害者学会理事。中文稿由译者当初根据讲座录音并参考森田先生演讲提纲等资料翻译而成。根据一件犯罪事实，人们加工出来的作品实际上是多种多样的。家庭团体会议除被害者和加害者外、还让双方的家庭、朋友、支援者坐到一起，旨在解决事件。

其次，加害者假如刑满释放，他会回到社会(共同体)中，但那个社会具备接受他的态势了吗?他將复归的相关共同体方面，通常也并没有采取任何措量。1981年，日本犯罪被害者等给付金支付法被颁布，符合一定条件的部分被害者获得了这一经济支助。

被害者学(victimology)就是这样的学问。如果说存在法律的真实的话，那么还存在着人的真实。

再进一步深究的话，有人表示疑义：即使是今天被认为有说服力的原因，其实它们也是时代及政策判断的结果在司法实践中，主张礼法合一德法并济，注重内圣外王刚柔相济，善于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正人心、厚风俗。徇人情而违法意，不可也。这正是中华法系在今天仍表现出生命力的原因所在。近代以来，中华法系受到西方法律文化的强烈冲击，法律制度几近破碎、法律文明趋乎沉默，但其法理基因一直根植于历史纵深处，并深刻影响着当今中国的法律理念、法律制度与法律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只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从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探索适合自己的法治道路，同时借鉴国外法治有益成果，才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夯实法治基础。

自古有天下者，虽圣帝明王，不能去刑法以为治，是故道之以德义，而民弗从，则必律之以法，法复违焉，则刑辟之施，诚有不得已者。祖先们在立法、执法、司法等纷繁复杂的实践中如切如磋、如琢如磨，雕刻出法理这一概念珍品，用以指称那些在实践中得到验证的普遍法律原则、深邃法律思想、永恒法律精神。

法典化的鼎盛时期出现在隋唐，隋朝制定开皇律，唐初以开皇律为基础制定武德律12篇500条，后编定唐律疏议30卷，永徽四年颁行全国。一是出礼入刑、隆礼重法。

不习法理，无以效职，熟谙法理被视为选拔官员的重要条件。在纵向维度上，中华法系的影响力跨越时空。

三是天下无讼、以和为贵。我国古代司法案例虽然没有英美法系中判例的制度性约束力，也没有形成当代中国指导性案例的参照惯例，却在日积月累的司法实践中达成了典型案例共识，因其参考价值而被借鉴，自然形成了事实上的先例范例。江苏巡抚审理此案后，依律判决，处以死刑，并将判决送达刑部核准，准备秋后行刑。从唐代到清代，明君贤臣均对断罪不如法出入人罪受赇枉法请托枉法挟仇枉法滥用刑罚淹禁稽迟等严加查办，甚至把断狱不公听讼不审淹延囚系惨酷用刑等列为必须整治的社会祸害。

以天下之耳听，则无不闻也。自秦朝始，中国历朝历代统治者都保持着法典情结，倾力编纂法典布信天下、以示威严。

中华法系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数千年社会变迁、王朝兴替中得到淬炼。其次，法律的成文化一方面在事前明确了有所为而有所不为的界限，与以礼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规范一同构成了中国古代的行为规范，以指引民众的行为并防止对规则的随意违反。

就社会保障而言，古代通过赈济物资、收养安置等方式，对鳏寡孤独予以特殊保护。他们依法断案，非推演而至，亦非就事论事，而是追求现实的合理性。

以法典适应变法新政，其背后的理论逻辑在于：任何变法和新政的出台，往往意味着破旧立新，而无论是破旧所孕育的深刻的社会变革，还是立新所需要配套的相应的政策工具与制度工具，都需要以法典的形式加以明确，以防止在此过程中所可能产生的混乱失序，并明确具体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可见，中华法系历史之悠久、视野之宏大、影响之深远，令人叹服。事实确乎如此，唐律疏议确立了中华法系的内在逻辑，以后宋刑统、大元通制、大明律、大清律例等各代法典基本沿唐律。言其共同形塑文明秩序，则是因为中华法系下的行为规范由天理国法人情三者所共同塑造。

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也小智者治事、大智者治人、睿智者治法道私者乱，道法者治法者，非从天下，非从地出，发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法者，天下之准绳也法者，天下之理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就此而论，法律的成文化促进了社会的稳定。

此外，在法典化的发展过程中，法律解释技术亦十分发达，并对法典适用形成有效补充，如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法律答问》，对秦律中的诸多条文、术语作出解释，以说明、举例等方式对律文适用作详细展开，有效地化解了律文之力求精简与实践之纷繁复杂间的关系，并丰富了今日对法律解释学的研究素材。良法善治的法治观与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

从中华法系之经典案例的分析当中可以看出，历代司法官都非常重视把仁、义、礼、智、信等核心道德作为司法断案的根本标准，用于定分止争、惩恶扬善、弘风阐化，促进社会形成循法成德缘法循理诸侯轨道，百姓素朴，狱讼衰息礼乐天下的良好风尚。尽管中国古代的援法断罪与现代意义上的罪刑法定并不完全一致，罚当其罪也未必能够得到完全的贯彻，但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援法断罪、罚当其罪的思想所体现的适法平等观念，无疑体现了中华法系的文明性与先进性。